大洋网讯 财经时报报道,要做到在稳定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市场、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以及法治体系和文化的发展过去25年，中国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打破了许多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圈中出现的关于中国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崩溃的预测。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可能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其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制度框架。

　　要做到在稳定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市场、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以及法治体系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社会的控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上，已逐渐向后者倾斜，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将会停止。

　　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有时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中国改革从来没有一个蓝图、总体计划或者时间表。过去25年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不平衡。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曾经表示，中国希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强调社会的公平和社会保护。

　　中国的成就无疑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中国也面临着挑战。

　　政府应确保机会平等

　　第一，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平。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两个交替的发展目标吗?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乡人均收入比从1990年的2．2∶1上升到2002年的3．1∶1。据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这意味着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从一个最平等的国家转变为相对不平等的社会。

　　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所有的社会不平等，但是政府可以也应该确保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机会的平等，政府可以通过在法律下的平等保护、个人和社会安全、面向所有人的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形式，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在中国的许多地方，20世纪80年代对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可能比现在还要好。政府过去可以把教师、医疗工作者分配到没人愿意去或者是边远的地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套诱导机制。

　　另一个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加重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减少的重要因素是税收制度。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逐渐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很成功，但是这一制度无意中加剧了富裕省份和贫困省份的差距。此后，在新税收制度下，中央政府把60%的收入总额收归自己支配，但是这一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结果，中央政府手中用来对穷困省份进行转移支付的资源，远比当时推出新税收制度时预料可以实现的资源要少。对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是必要的。

　　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重，还与耽搁引入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实际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被迫裁减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时，准备用来取代旧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时，新的以政府为基础的制度才勉勉强强从研究室中拿出来。目前，除少部分地区，在新制度下建立与个人养老金账户责任相当的基金就不可能。在大多数地区，所有在职人员的工资扣除及企业的缴纳，对于新社会保障体系来说都是需要的，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

　　对于那些无力完成其社会保障缴纳义务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给予专门的补充，但是这样的补充缴纳常常是迟到的或者是不足的——尽管并非全部如此。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转轨进行得更加顺利，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建议中国多花些钱在社会保障基金补充上，少花些钱在一些并不很重要的投资项目上。

　　进一步发展私营经济

　　第二，实现高速、效率、劳动密集型的增长。

　　中国国有企业继续不成比例地占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源用以维持运作的成本和进行新的投资，这是中国对投资资源的利用相对低效的重要原因。现在，对资本的浪费仍然在继续着，比如，制造能力和房地产建设能力的过度建设。对资本资源的无效配置，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以及许多制造企业利润率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利润率。

　　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尽量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和相对高的外汇储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有必要更多地强调有效率的增长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中国应该把目标放在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上。此外，中国应该给私有企业为国家发展和增加就业做贡献的渠道。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对私有财产的充分保护、进一步使私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信贷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融资更为便捷。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句，当贷给私有企业的贷款比例上升时，贷款的质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私有企业也可能和国有企业一样成为不良贷款的来源。如果银行评估金融风险的能力没有显著的提高，相应的信贷文化没有进一步改进，却试图近期不良资产下降的趋势能持续下去，则会是没什么希望的。

　　在有限时间解决不良贷款

　　第三，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促进国内金融的中介作用。

　　中国在向正确的方向走，但是金融系统累积起来的、最终不得不由政府来弥补的损失是数额庞大的，而且时间很紧迫。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近年来有所下降，特别是2003年，但与其说是因为新的贷款的质量有了系统性提高，还不如说是因为贷款总额的迅速增加使不良贷款被稀释。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不良贷款问题，需要在多方面采取行动。银行自身必须能够更加赢利，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给银行提供更大数额的额外资本。对银行部分实行私有化也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越是大份额的不良贷款通过国外解决，中国进行金融调整的负担就越小。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拥有很大一笔资产，可以用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和改变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然而，如果把国家资产用于这一目的，那就会削减国家在经济中的所有者角色，这是一个存有政治争议的问题。要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提高中国金融系统的效率，加速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强化中国金融的中介作用。

　　中国的金融改革落后于实业领域的经济改革；在金融领域，债市的发展又落后于资本市场。政府及其机构拥有的不可交易的数额庞大的国有企业股票——按照现在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大约有3500亿美元——是一笔可以用来改革金融系统和对国有银行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资产。要把它及其他国有资产盘活，用于改革和发展，中国还必须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包括以资产为依托的（asset-backed）证券。（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

　　（作者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顾问，现在哈佛大学任教。本文是作者在本周“中国改革论坛”发言的一部分）

（编辑：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