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银商刷卡费之争，牵动的不止是深圳人的目光。

　　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的秘书长李亚文深吸了一口烟，在袅袅烟雾之间，记者看到他沉思的表情，突然他笑着说：这确实是我们公会成立6年来最令人瞩目的一次谈判，我们把会员银行召集在一起议事，形成了我们对零售商的统一态度。

　　谈判的另一方、深圳零售商业协会的秘书长花涛也是同样的感受。对于早已经进入微利时代的深圳零售商业而言，能够把平时这么多的竞争对手联络起来形成一个争取行业利益的“联盟”，并且领导他们去谈判，对协会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事件的背后是两个行业协会的“角力”。《科学决策》执行主编、知名学者李晓宁在论述行业协会的基本功能时，将“进行内部博弈谈判”与“进行和外部行业的谈判”列为协会两项最重要功能。福田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黄东和说：刷卡问题关乎全体市民的切身利益，这一事件受到社会以及传媒的高度关注，使得银行业和零售行业两大行业协会“强势亮相”。

　　黄东和认为，行业协会在“银商之争”中起到的领导作用，以及行业协会在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力量，甚至政府方面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肯定是一个历史进步”。

　　“不过，目前真正民间意义上的行业协会组织还非常短缺，这也是不少民间企业形不成合力的重要原因。所以，大力发展深圳民间工商组织协会势在必行，这些民间组织将会成为企业与政府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成为推动深圳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深圳市府贸工局官员吴先生的眼里，对于已经加入WTO的中国，尤其对于深圳这个外向型经济程度极高的城市而言，行业协会在经济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一方面，深圳需要越来越多的民间行业协会组织；另外一方面，这些行业协会的自身组织水准应该越来越高，更好地自律，更好地进行谈判。

　　调查行业协会困局

　　原载在深圳因特虎论坛的一份长达万余字的《深圳第2次腾飞须借第三推动力——大力发展深圳民间工商组织的几点建议》，在今年年初深圳“两会”期间曾经引发不少讨论。“在深圳，有着一些很强势、充满活力的商业行业协会，如外商投资协会和台商协会等等。”作者黄东和说，但是对于本土的大量企业而言，民间性质的、充满活力的商会组织还很少。

　　一项统计显示，虽然深圳现有民间组织（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如幼儿园等）有1600余家，但是实际上真正堪称“民间”的“工商组织”几乎没有。

　　有些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开始与政府脱钩，但是转型缓慢；有些工商组织表现比较活跃，如福田民营企业家联谊会，但是主要依靠个别能人，体制上谈不上成型。

　　对于民间工商组织在市场经济中能够起到的作用，精明的商人们不会没有发觉，但是，在他们筹建属于自己行业的相关组织时，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像“拦路虎”一样拦在面前。

　　“业务主管单位”之惑

　　成立相关的社团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组织，适用条例有国务院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广东省人大目前正拟立法修改《行业协会管理条例》，深圳市“审改办”也正在进行新行业协会条例的起草工作。

　　根据相关条例，成立行业协会组织，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正是这项规定，令不少行业协会举步维艰。一些行业协会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往往沦为职能部门的“附庸”。

　　【案例】福田美容美发协会：一年多登记之路

　　福田区美容美发协会的发起人林飞雄在深圳美容美发界赫赫有名。他笑着对记者说，该协会名称后面的“（筹）”字样刚刚去掉，今年5月下旬协会登记成功，总算拥有了合法的身份。谈起登记之路，他显得有些无奈，长达一年多的“折腾”，磨损了一些会员企业的热情。

　　2002年年底，林飞雄将深圳一大帮美容美发店的老板聚在一处，准备建立一个机构。是“商会”、“同业公会”这样的非营利性行业自治组织，还是由一家或者几家发起，企业化运作、盈利性的同业俱乐部，林飞雄曾经颇费思量，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没想到登记的手续这么麻烦。”林飞雄说，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时，官员们搬出“有关主管单位”的条款，称美容美发协会的主管人是福田区商会，不符合相关规定，不能办理相关手续。还好，林飞雄的境遇得到福田区商会和福田区政府的支持，商会的人后来发现，在相关登记条例中有这样一条可以操作的条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借此，福田区商会向区政府争取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利，福田区政府不久通过授权，福田区商会才具有了这样的资格，美容美发协会才有了正式的身份证。此时距开始申请已过了一年时间。

　　“一区一会”之困在相关社团登记条例中，“一区一会，一行一会”原则也是重要的一条。

　　也就是说，原则上一个辖区、一个行业只能有一个行业协会。一位商家代表对记者说：这显然是一个过时的规定，不利于调动商家的积极性。

　　【案例】华强北商会：力求破茧

　　“主管部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们（民间商会）都在成长，都在发挥作用。”这是两周前华强北一商场老总在民间商会学术研讨会上说的一句话。这位老总说的话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就是华强北商业街商家协会。这是一个完全自发形成并在华强北商圈的发展中作用日显重要的民间组织，却是一个至今还没得到民政局批准的协会。

　　三四年前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是这个商家协会的雏形。“华强北商圈逐渐成熟后，各种发展的问题、和政府协调的问题也接踵而来。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事靠一家根本没法解决，商家间必须要相互沟通、协调和联合。三四年前，我们就有了俱乐部性质的商家联谊会，我们华强北的商场老总们每月都要开一次联谊会，讨论商场的发展。”华强北商业街商家协会会长、顺电商场的副总经理黄建跃介绍。那时，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已经聚集了30多家大商场。到2002年6月，这个“商家俱乐部”转变成了运转规范的“华强北商业街商家协会”。

　　就在商家协会成立的当月，2002年6月27日，商家协会就讨论了对华强北发展将起重要影响的华强北路二期改造工程方案。2002年7月14日，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完成了《关于“华强北二期改造方案的意见”报告》，并且正式呈送给了福田区委区政府。

　　但是当协会想注册成为“华强北商会”时，却遇到了麻烦，有关官员答复，根据国内“一区一会”的惯例，福田区只能有一个商会——福田区总商会，想单独成立华强北商会有政策障碍，除非成立一个从属于福田区总商会的分会。“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认为，如果成为总商会下面的一个分会，政府可能会安排人选到华强北商会中任职，这样华强北商会就会丧失民间性和独立性。”黄建跃解释。

　　“现在国家成立了行业署，已经越来越重视民间协会的作用。我们希望政府能早日批准华强北商会的成立。”黄建跃称。

　　“小政府大服务”之难行业协会曾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随着形势的发展，官方“二政府”的色彩渐渐褪去，民间性质逐步得以确立。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如何看待行业协会脱离政府机构远去（毕竟这些协会曾经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其心态和姿态相当重要。

　　对此，黄东和说：政府有引导和规范的责任，同样有鼓励和扶持的义务，“小政府大服务”的观念需要深化理解，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更好地提供资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政务服务的艺术。”黄东和说。

　　【案例】电子商会：与政府“相争”

　　深圳电子商会2002年年底正式成立，时间不长，但目前已经拥有3000多会员和15000户联络企业，超过该行业的60%比例。

　　会长王殿甫在电子行业打拼多年，从大企业董事长到协会负责人，他几乎熟悉这个行业的一切。面对记者，他表示，正是由于商会的民间性质，所以自己谈话亦无须太多顾忌。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6月18日，在青岛将会有一个电子方面的展览会，电子商会在深圳积极招揽有意向赴会的商家。

　　而同时，政府一个部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已经招揽了20多家企业。王殿甫说，目前青岛方面的一些资料由于只送达这一政府部门，电子商会无从得知，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表面上形成了相争的局面。

　　王殿甫表示，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商会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举了个例子：目前，深圳某家大型家电生产商表示，在TRT液晶屏生产方面，珠三角地区已经落后于长三角不少，如果这个现状没有扭转，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自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迫将企业转移到长三角。王殿甫说，政府面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确定谁来投资、如何组织产业群体、如何有机建成一条产业链，这样的任务应该由专业的商会来完成。政府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和商会有所沟通。

　　方向：谈判·自律

　　行业协会民间化之后，运作之术如何？

　　李晓宁在论述行业协会功能时，讲到三种谈判功能：行业内部博弈谈判，和外部行业谈判，和政府谈判。

　　内部层面，李晓宁认为，虽然是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但是会员企业之间对于利益还是会有不和谐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所以，需要内部有很好的谈判机制。

　　与外部行业谈判，李晓宁举了一个例子：“非典”期间，餐饮业状况堪忧，没人敢出去吃饭了，如果餐馆场地的租金不降低，大部分餐馆只能关门大吉，这就要求餐饮行业协会出面，和房屋租赁业协会谈判，最后把租金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问题就解决了。

　　此外，协会还要懂得与政府谈判，包括敦促政府出台一些行业扶植政策和调整相关税收政策等等。

　　一位研究深圳问题的学者向记者表示，在此次深圳银行和零售商之争中，就他估测，零售商方面和主管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银行方面和金融管理部门，甚至继而引发的政府不同部门的谈判都可能在进行当中。

　　此外，民间行业协会组织在运作中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游戏规则以及培训等等，同时，行业自律也是一件大事，黄东和说，这是契约经济的一个部分，参加协会的组织要自律，协会本身也要自律，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有自治能力，而行业自律关键在人的质素的提高，以及理念的提升。

　　深圳市市长李鸿忠在深圳市委三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勇于创新，向改革要空间，要动力，要发展潜力。他特别提到，要按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调整行政权力，将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交给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黄东和说，这表明政府决策者已经清晰地注意到民间商会的力量，相信前景将更为乐观。

　　对话　黄东和：民间商会培育“深商”精神

　　前不久的一份《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在阐释“文化竞争力”这一项指标时，深圳被列在第一位。对此，报告的评估者说：这个指标看重的是深圳的重商精神。

　　黄东和在他给深圳“两会”的意见书中表示：古有晋商、徽商，现有港商、台商，今天，我们正在发现深商——“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深商精神。”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提出这个概念，是否有哗众取宠的成分？

　　黄东和（以下简称“黄”）：这确实是一个概念，之前很多行业已经在用一些概念来形容深圳的商人群体和深圳资本，比如零售业的“深资”、房地产业的“深军北伐”等等，我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够“深商”来得好，它可以涵盖更多的企业文化的东西。

　　记者：“深商”有什么和别的地方迥异的特点？

　　黄：有，就是非地缘和非血缘伙伴关系。这是由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的。看看古代，晋商有土地情缘，在外面赚了钱就拿回去买地；徽商重教，获利以后投资给下一代读书，但目的却是为了他们不再经商，而能够走上仕途。

　　赚了钱以后干什么，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商人的特殊的价值观念，比方说，现在的京商，京城官多，所以在政界的关系网搭建极为重要；沪商重等级，金钱多少，消费水准差别可以把不同人区别开来。深圳商人呢，因为移民城市的原因，有一个“杂、包容”的特点，但是总归有一根主线，比方说深圳龙头房地产企业万科，它的商业文化就给人一种追求健康丰盛人生的意味，是不是这种感觉可以涵盖深圳众多别的商人，目前还不明显，因为还没有人来做一个总结。

　　记者：大量民间商会是“深商”概念培育的必需？

　　黄：没错。也正是由于是移民城市的原因，来深圳创业的人们背井离乡，在深圳他们会有“孤独感”，在深圳民间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的是绝大多数，这些小老板的群体非常大，他们需要自己的特定的社交平台，或许由于心理上会比较的原因，他们在深圳不愿意见熟人，不愿意见同乡，但是他们需要凝聚，行业性的民间商会正好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有着共同的愿望，大量的民间商会的出现肯定有助于深圳概念的培育。

　　记者：概念颇为新颖，你提出之后，收到过反对的意见没有？

　　黄：反对意见肯定会有，比如另外有人提出“粤商”或者“新商”的概念，其提法依据分别是，“粤商”认为可以将整个广东商人放在一起考虑，而“新商”者认为更强调深圳商人勇于创新的层面。我认为，需要不同思想的交流，才会有思想的火花。（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