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股份公司，银联能否如政府所愿承担起普及银行卡使用、推动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的使命？深圳商家拒刷银行卡的事件表明，银联的盈利冲动与银行之间的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银联难以担当起一个独立的仲裁者角色，这又使普及刷卡的前景显得迷雾重重

　　6月4日，在结束了持续两天的集体拒绝刷卡行动后，深圳各零售商暂时恢复了刷卡服务。但由于银商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该事件存在愈演愈烈的可能。

　　事实上，该事件的影响已经在不断扩大。6月1日，重庆市零售商协会公开要求银行降低刷卡费率，与深圳零售商形成东西呼应之势。6月5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开表态，对深圳商家进行声援。来自深圳零售商的消息称，商务部也将对此事发表有利于商家的声明。

　　谁是阻碍谈判的既得利益者？

　　在深圳银商之争事件中，零售商对银联独此一家的角色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引入类似银联的新机构，以及让银联回归到后台支持位置，由零售商与各银行分别进行刷卡费率谈判的建议。然而即便是最积极参与的零售商代表，也对这种建议被采纳的可能表示悲观。

　　“既得利益者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深圳一位大型零售商的代表告诉本报记者。然而，谁是既得利益者？仅仅是此前不为公众所知的银联吗？

　　记者从有关渠道获得了深圳市的《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协议书》。在这份被零售商称为“格式合同”的文件中，甲方为“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深圳银联的下属公司。据悉，该公司统一代表各银行与零售商签订特约商户协议。由于该公司的存在，深圳市的零售商失去了与各银行就POS机问题进行亲密接触的机会。

　　据调查，在北京和重庆等城市，负责与特约商户谈判的就是各家银行，而不是统一的银联下属机构。零售商们认为独此一家的谈判对象使得谈判失去了实际意义，最终只能是对方怎么说自己就得怎么执行。从重庆方面的情况看，零售商提出主张的对象就是重庆市的银行业协会，而不再是当地的银联。

　　银行方面对零售商的这一主张表示不屑。当深圳有零售商公开表示要终止与银联的协议，分别与各银行就刷卡费率进行协商后，深圳市工行的一位人士就公开表示，分别与各银行协商的结果只会是让刷卡费变高而不是降低。

　　零售商打破银联垄断的主张难道是文不对题吗？谁是银联统一代理特约商户委托方式的既得利益者呢？问题的全部秘密，就隐藏在刷卡费的分配比例之中。

　　根据人民银行调整后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费办法》，人民银行已经不再规定收单机构收取的商户结算手续费比例，只规定发卡机构收益和银联网络服务费的比例。其中规定，对一般商户，发卡行和银联网络服务费为交易额的0.7％和0.1％；而对超市等商户，发卡行固定收益及银联网络服务费比照一般类型商户减半收取，分别为交易额的0.35％和0.05％。

　　这一部门规章出台后，商户据此要求降低刷卡费率，银行却以该文件的规定为内部参考价为由予以拒绝。在深圳市，刷卡费的标准分别为1％至1.5％不等，远远超出了人民银行的规定，而人民银行对此也没有追究。

　　深圳银行界对1％的刷卡费如何分配的问题讳莫如深。记者调查到，在北京市，分配标准是发卡银行0.7％，银联0.1％，银联下属的POS机服务公司0.15％，收单银行0.05％。

　　由此可以大致推知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的收益比例。

　　从刷卡费的分配比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联得的只是小利，发卡银行才是高刷卡费率的最大受益者。

　　普及银行卡前路多舛

　　深圳银商之争事件开始之时，正值深圳市大力推进银行卡使用进程之际。今年3月6日“深圳市刷卡中大奖”活动在全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大奖的幸运者可以获得一部小汽车。活动的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五一黄金周期间深圳市的刷卡消费量猛增。当银行业对此业绩进行大肆宣传之时，需要支付更多手续费的零售商们却苦不堪言，商家们认为自己独自承担了普及银行卡使用的成本。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议价机制，矛盾由此激化。

　　“只盯着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无异于竭泽而渔。”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公开声明中说。

　　刷卡消费要想成气候，离不开商家的支持，高额刷卡费率显然阻碍了POS机网络的进一步拓展。在采访中，一位深圳大型家电连锁商家的代表称，为了鼓励消费者使用现金，他们出台了“大额现金消费可报销取款所需打车费”的措施。

　　并非所有的银行都不希望降低刷卡费率。小银行对于降低刷卡费率的要求远较大银行强烈得多，因为只有刷卡费降低才能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刷卡，这样小银行作为后来者才有获利机会。

　　在降低刷卡费率问题上，中小银行的表现可谓立场鲜明。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针对我国银行卡受理环境的严峻性，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议案中公开提议通过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措施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

　　而大银行因为在终端网络建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且已经在银行卡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所以并不愿意看到中小银行仅仅通过发卡就能轻易分享到银行卡市场丰厚成果。对大银行来讲，维持高费率，一来可以阻止中小银行分割刷卡市场，二来可以通过自己的POS机网络优势和发卡规模优势谋取高额利润。

　　从深圳刷卡事件中银联的表现来看，它是上述利益格局的维护者。但是，和人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银联并不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维护者。

　　事实上，在加快银行卡使用普及的问题上，银联与中小银行的立场高度一致。但在公开场合，银联对降低刷卡费率一事却不予置评，仅表示希望政府能借鉴韩国银行卡的普及推广经验，对银行卡产业给予充分支持。

　　什么原因导致了银联瞻前顾后，行非所愿？

　　银联的角色冲突

　　人民银行之所以于2002年发文要求成立银联，是想通过建立和运营全国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即所谓的“金卡工程”)，实现银行卡全国范围内的联网通用，减少各银行刷卡终端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消除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互不兼容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从而推动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

　　2002年3月成立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5亿元人民币，由80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分别投入1亿元左右，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招商、中信、光大、浦发、广发、深发展、福建兴业、华夏和民生等股份制银行的投入从5000万到8000万元不等，股权比例加起来也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占有另外三分之一的股份。

　　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股份公司能否如政府所愿承担上述使命？当时就有专家以国际信用卡清算组织VISA为例，对这种股份公司的运作模式表示了担忧——银联会不会就此成为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的特权者？

　　但是，为了快速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银行卡互联互通问题，对成立全国独此一家的银联以及银联角色和运作模式的讨论没能深入地进行下去。

　　银联成立以后，整合了各地的金卡网络中心，以统一的技术标准不断推进各种银行卡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且为清算结算建立起了稳定的技术平台。银联标志已经伴随着各种银行卡的互联互通为全国消费者所共知，并由此建立了方便快捷的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银联下属的商务公司又在各地纷纷成立，经营各种盈利性项目。其中如电话缴费、国际收单等业务与银行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为了推广相关服务，银联需要各商业银行的配合，为此银联与各银行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与此同时，大小银行之间、大银行与大银行之间的固有矛盾并未随着银联上述成就的取得而化解。银联成立以后，通过整合POS机等方式引起了银行间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但大银行仍是新格局中的最大利益主体。

　　对银联而言，它一方面承担着普及银行卡使用的职责，为此它需要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协调金融机构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盈利要求又使它需要将银行变成自己的业务伙伴和利润来源，这种角色冲突使它在强势的大银行面前处境尴尬，难以担当起一个独立的仲裁者角色。

　　针对这种局面，在深圳银商之争的事件中，零售商不仅要求将刷卡费率降到0.5％，并且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变更银联角色的建议。但是目前看来，这个建议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有意思的是，根据记者的了解，银联公司的运营和它的股东似乎并没有太多关系，各家金融机构当初的出资更像是由于人民银行发文而产生的赞助行为。

　　中国银行总行的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对银联的投资虽然挂在中行账上，但中行并不真的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权益。

　　据了解，银联成立两年多来颇有获利却从未分红，对此一些股东很有意见又无可奈何。

　　从5月26日开始，本报记者多次试图采访银联，都被对方婉拒。6月2日下午，记者飞赴上海银联总部，但银联方面并未因记者不远千里而来就改变主意接受采访。

　　等待答复的时候，记者看到，公司走廊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各届人民银行领导视察银联时的大幅照片。（王强　张春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