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深圳某有政府背景经济学者从四个层面对银商之争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银商之争的根本出路在打破垄断。对此，该人士还提出了两种解决银商之争的思路。
刷卡成本应由消费者买单
“经济学有个著名的观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刷卡的直接成本必须有某一方‘买单’，那么谁来买单呢？”该人士提出首个观点。
他说，银行卡的推广总体上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但推广及其运营是需要成本的，“既然有成本，就必须有人为此买单。”
在银行卡推广中，银行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消费者购物更加安全方便，银行和消费者从中受益最大，应该为此“买单”。由于目前银行卡年费、消费贷款罚息等费用难以收到，银行将推卡用卡的成本主要转移给了商家包括酒店等。
反观商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大，以劳动时间成本为例，刷卡和现金交易两者所耗的劳动时间相差不大。从表面上看，目前是商家在为刷卡费“买单”。
该人士说，从长远来看，未来将是消费者对此“买单”。原因很简单，当刷卡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不管刷卡是收1%手续费，还是更高，它已变成了社会的普遍成本，商家很自然将其打入成本，在售价中有所体现。
“到那个时候，不刷卡的消费者反而吃亏了，因为售价已经包含了刷卡成本。因此，未来将是消费者支付该成本。
商家现无法转移刷卡成本
该人士说，商家正处在一个痛苦的时期，原因是刷卡成本目前很难通过提高售价转移出去，而刷卡消费却在迅速增加。
该人士解释说，目前大约只有2%到3%的商家提供刷卡服务，经常刷卡的消费者也只有20%到30%，即只有少数商家和少数消费者在使用刷卡服务。
提供刷卡服务的商家本来可以涨价1%，将刷卡成本转移出去，但这些商家“做不到”，因为还有大量未提供刷卡服务的店没有这块成本，这些店将提价的路“堵死了”。比如一瓶可乐，在超市卖1.98元，涨价1%也就是两分钱，但卖1.98元和卖2元在消费者心理却相差很大，消费者很容易由此认定哪个商家商品更贵或更便宜。
另一方面，商家还面临着刷卡消费迅速增加的局面，由此带来刷卡成本的猛增，令商家特别痛苦。
费率高不高无法算得清
该人士说，银行卡费率到底高不高呢？有人说，刷卡费率不高，比前几年已降了很多，银行目前甚至还是亏本。“费率降了并不能证明费率就不高了。其实，银行是否亏本，这笔帐没有人算得清。”
该人士说，“我不太主张在城市之间比较刷卡手续费，虽然广州、上海等地都比深圳低，但也有城市比深圳更高。恰当的参照物应是与刷卡业务类似的业务。”
该人士举例说，邮局汇款手续费也是1%，但其整个过程涉及寄、送和收多个环节，两笔以上业务，总体成本应该比一笔刷卡业务高，但多年来其手续费一直维持在1%。再比如，银行一些其他业务，如外汇现钞的买和卖，两笔业务，人工点数，成本不会比刷卡业务低，但其买卖差价只有0.8%。
争执产生的根源是垄断
“银商之争的根源，其实是垄断。”该人士说，有些人对此不同意，称该业务是深圳17家银行“自愿委托”给一家机构，也是商家“自愿接受”的，“但是否自愿并不是判断垄断与否的标准。”
该人士解释说，过去是各家银行分设POS机，相互之间还有竞争。现在银联只有一家，刷卡收费代理服务公司也只有一家，该代理公司接受17家发卡银行的委托与商家谈费用，费用统一，商家只有接受或不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银行卡对商家的差别服务和客户竞争不见了。在经济学上，这叫典型的价格卡特尔现象。这在有反垄断法的国家里是不允许的。中国目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必然要涉及这种情况。
银行为何对消费者刷卡有各种优惠，如刷卡中大奖等？原因很简单，消费者可选择使用任何一种银行卡。但商家却没有这样的优待。为了节省推卡成本，暂时只搞一家银联还说得过去，收费代理公司也搞成一家，就窒息了竞争。
该人士指出，应该允许各家银行与商家单独谈刷卡费用，即使委托专门的收费公司，其代理的市场份额也要给予限制，以保护竞争。这样的话，商家也可以象消费者一样可以选择银行。
解决银商之争的两种思路
那么，如何具体来解决这场争执呢？
该人士说，当银商两家不能协调而导致较大的社会损失时，政府应该予以干预或协调。
该人士提出，干预或协调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算帐看看究竟刷卡费高不高，能不能降一点，降多少等等。如果银商双方谈得拢，这个办法最快。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这个帐是算不清的。即使今年算清了，明年又会变，下次再出现银商矛盾，又怎么办？
另一种思路是理清刷卡费率产生机制。如果刷卡费率是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该规定理由何在？如果刷卡费率是市场决定的，那么，目前由一家公司代表所有发卡行去与商家谈判定价，属不属于市场定价，属不属于价格垄断，如何改进等等。
该人士强调说，后一种办法实行起来需要一定时间，但它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是政府应该且必须去做的。“只要达到充分竞争，现在的争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记者/季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