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正在权衡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启动非常救市措施——动用高达数百亿的平准基金入市干预。

　　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式疑问声声在耳。1月19日，沪指破位1200点，再创1999年5.１9行情以来的新低；深综指更是创出8年新低，300点大关岌岌可危。

　　根据本报记者的了解，证监会的阶段性救市包括暂停非流通股转让、控制新股发行节奏、确定股权分置试点等。上周，接近证监会的消息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证监会已在“技术”层面上叫停了非流通股的转让。

　　平准基金

　　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公开表示，中国证监会不排除采取一些必要的阶段性措施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四个月前，在沪市即将跌穿1300心理铁底之际，谢庚曾在非公开场合表示，证监会将不再救市、托市。尽管谢庚后来公开否认此说法。

　　1月17日，在由深交所组织的27家机构参加的市场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在目前的市道下，市场各方都要冷静。部分与会者就此提出政策建议，扶持陷入困境的券商，减轻券商自营或理财资金的变现压力；着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或给予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水平。

　　面对股市日趋复杂的局面，有关人士认为，应尽快调平准基金入市力保沪市1200点、深成指3000点、深综指300点三大关口不失，维护市场稳定与信心。

　　平准基金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证监会、财政部、交易所等)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熨平非理性的证券的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基金。一般情况下，平准基金的来源有法定的渠道或其基本组成是强制性的，如国家财政拨款、向参与证券市场的相关单位征收等，也不排除向自愿购买的投资者配售。

　　据本报记者了解，平准基金酝酿已有半年，目前，证监会正紧急与财政部、央行等多部门磋商，必要时，将动用数百亿左右的资金入市干预。通常情况下，平准基金的规模会在500亿-1000亿左右，具体入市资金将视市场情况而定。

　　尽管平准基金并不能带来牛市，但却被认为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证监会能够救市的牌本并不多，而政府该不该救市，如何救市？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

　　“平常无须救，非常必须救。”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称，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和美国，政府都曾在非常时期以有形之手实施“救市”，既避免股市崩盘引发金融危机，又没有损害股市在无形之手掌控下的运行趋势。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指出，现在还无法判断市场处在熊市的下跌末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综合来看，动用平准基金入市干预，可能是一种最优的选择。

　　叫停非流通股转让

　　事实上，上周，刚刚实施两个星期的非流通股转让工作已经陷入停滞。

　　据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1月14日，上证所和深交所已获口头通知：暂时不办理非流通股转让业务，等待相关规则的进一步研究与修改。

　　考虑到非流通股转让是刚刚出台的政策，且市场极为敏感。交易所只是被要求在“技术”上暂停受理和转让，等待进一步指示。

　　1月17日，深交所没有像其此前所说那样，每周一披露出上一周的非流通股转让业务办理的情况。有消息表明，实施仅半个多月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正面临被叫停的境地。 据知情者透露，1月18日下午，深交所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主题是讨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办法的实施将有可能对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与会人员包括深交所高层及法律部负责人。

　　知情者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在18日的内部会议上，深交所负责人提出应当充分认识到近一段时间证券市场的低迷表现，作为市场的组织者，交易所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市场的活跃。会上，不少人认为市场当前的状况与非流通股转让办法的出台存在一定关联，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市场的压力，而此次会议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考虑暂停受理非流通股股份业务的转让申请。

　　不仅仅是深交所正在讨论暂停非流通股的转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近一周以来也在考虑是否暂停实行这一业务。负责上证所非流通股转让的法律部总监陆文山对《办法》的发布一直就十分低调。此前不久，他曾对记者表示，“转让办法都已公开，对这一办法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谈的，至于今后这一办法将有什么发展也不好说。”

　　1月19日上午，记者致电陆文山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告之陆已于18日上午赴北京开会。根据法律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上证所近段时间在非流通股转让业务上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操作，而考虑到目前市场的接受程度不高，交易所方面也正在考虑暂停这一业务。

　　“陆是被紧急通知到证监会开会的，估计与非流通股转让有关。”该部门一位人士表示。

　　“仅仅实施不到半个月的政策被暂停，不是非常时期，证监会不会下如此决心，这非常需要勇气”。市场人士张卫星表示，有关资本市场的诸多改革和政策应当注意出台的顺序和时机。

　　政策救市

　　对于政府将出台政策救市，业内评价不一。

　　政策历来都是调控中国股市最重要的力量。但“现在你还能看出是政策在调控吗？政策本身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老板向记者抱怨。“并不是每一次的政策调控都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家证券公司的研究员说。让投资者印象深刻的还有2001年围绕着国有股减持，管理层几次三番出面表态安抚人心。但结果是在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沪深两市大盘双双缩水约40%，市值损失以万亿元计。

　　政策救市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救市时机与手段是否得当。历史上，曾有三次政策救市失败个案：1994年沪市777点保卫战，2002年6.２4停止减持国有股，2004年国九条救市。当然，也有救市成功的先例，同样是1994年，当沪指处于325点的低位时，政府曾推出“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严控配股规模、扩大入市资金”三大著名“救市政策”形成历史大底。

　　分析者指出，三次救市失败均与时机选择不当相关：要么在熊市下跌途中，或者在熊市反弹高位。由于政策无法逆转未完结的熊市，最终无不以套牢多头告终。而1994的救市成功，则是因为市场处于熊市下跌末期，满足了市场内在的反转要求。

　　事实上，即便是政策救市，也少有资金捧场。上述人士表示，过去救市的主力——券商虽有救市的冲动，但它们要么无钱，要么已被市场消灭。而作为主力机构的基金，尽管有钱，却无救市的利益诉求，在赢利的压力下，基金非但不能稳定市场，极有可能成为最先的出逃者。保险资金似乎也难担救市重任，据称，某保险公司正在大量赎回其购买的开放式基金。

　　在1月中旬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教授提出中国股市的希望在于制度创新，而非政策救市。他认为政策救市已经毫无希望，只能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拯救濒临边缘化的中国资本市场。

　　世纪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沉疴主要是因当初设计时的制度缺陷以及对资本市场的错误定位所造成，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爆发的时候，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而政策救市是否有助于完成这个过程依然有待商榷。　　

　　即使被公认为成功的1994年“救市”，股指两个月的时间内从325点见高1033点，但以后却是漫漫熊途，更出现了被“腰斩”的512点。

　　现在，我们能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链接：中国股市十年

　　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1、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2、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3、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就是著名的“三大政策”。

　　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股市应声下跌，随后出现巨幅震荡。

　　1999年5月9日5.１9行情启动；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5.１9行情进入高潮。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筹建社保资金办法出台，采用存量发行方式，原则上采用市场定价方式，随后牛市结束，股指见顶回落。

　　2001年10月22日，暂停国有股减持，股指企稳反弹。

　　2002年6月23日，停止国有股减持，引发6.２4井喷，股指随后见顶回落。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出台，股指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

　　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创出1259.43点的5年来新低，股市掀起关于估值论和接轨论的辩论。（邹光祥 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