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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年会
（1）主题："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基本情况：2000年12月24日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论坛成员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善达、陈锡文、樊纲、易纲、林毅夫、刘鹤、余永定、李晓西、魏杰等30多人，在京的部分经济学界知名学者、一些企业家也应邀出席。经济学家们以"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就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3）年会综述
2000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首次研讨会综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0-02-02 （中经信息网）
2000年是新世纪的元年，又是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际经济回暖等诸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和重视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及未来改革的动向。鉴于此，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召开了2000年来的首次研讨会，就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和改革动向提出如下一些观点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
1、通货紧缩在进一步加剧
梁优彩：与1998年相比,1999年我国通货紧缩明显加剧。去年，我国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为-2.14%,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记录,比1998年的-1.1%又下降了1.04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3%,均是世界上最低的。由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算出,199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比1998年下降了4.02%;第二产业的价格指数下降了2.9%,其中,工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下降4.18%,建筑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上升了6.47%;第三产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0.42%。工农业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之大是近年来少有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不足是我国物价持续下降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物价下降→国内需求不足→物价进一步下降"的"怪圈"。
2、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通货紧缩具有长期性
樊纲：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具有长期性。目前世界经济出现全面的通货紧缩，这不是暂时的现象，是世界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结果。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转轨经济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全球市场化进程，使世界各国都在紧缩开支，促进供给，提高效率。世界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复归，世界经济在向60年前的古典市场经济复归，复归到周期性地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爆发过剩危机。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国际需求环境并不宽松，国际市场的空间极其有限。尽管2000年国际市场会有所好转，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会有所增加，但对于贸易平衡、外贸顺差、净出口不见有多大好处，对GDP的贡献有限。1999年商品净出口比1998年下降了30%，对GDP的贡献是负值。我们预计这个趋势可能会继续。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每年保持300-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难以维持的，也是不应该维持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进入一个净出口增长下降、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阶段，在加入WTO后，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会更小。因此，依靠扩大外需来缓解国内通货紧缩的措施很可能难以奏效。
4、通货紧缩的治理需要制度和政策配套实施。
樊纲：物价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如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向国际价格的回归、各种市场化改革、结构调整等都是好的原因。但是，物价下降、通货紧缩毕竟不是好事情，如何治理通货紧缩仍然是目前的主要任务。
（1）、目前通货紧缩的直接危害是导致投资不振。1999年投资增长缓慢，除了上年基数高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间投资低迷，而民间投资不振的重要原因是物价持续下跌，物价下跌是社会总需求增长放慢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使总需求不能上涨的原因。这种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一样，严重地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1999年物价下降幅度趋缓，但其原因：一是石油和稀有金属价格的上涨，带动国内原材料价格回升。二是公共物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公共物品价格的上升却不是好事情，这意味着投资者生产的物品价格在下降，而使用的物品价格在上升，成本在增加，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这种物价下降幅度的趋缓并不意味着通货紧缩的缓解。
盛洪：（2）对通货紧缩不能仅仅理解为价格的下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危害在于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不足以动员全社会资源进行生产，现实的经济增长远离潜在的经济增长曲线。其货币表现为货币供给量不足，但其深刻的原因是制度因素的制约。一方面的制度原因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客观上产生了通货紧缩的效应。近几年为防范金融风险，建立科学稳健的金融体系制度，国家加快了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对民间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其短期的效果是，从局部来看导致信用的破坏，从宏观本身来看导致通货紧缩，因为巨大的债权、债务的消失本身就是通缩。另一方面的制度原因是市场化制度建设的加快。随着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制度改革的推进，其客观的效果是导致货币化过程加快，即交易速度会增加，但是一个货币化过程是需要货币来支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货币化过程，但如今的货币化不同于80年代的货币化过程。当时商品量比较小，资源的成本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也就是资金、货币成本是低于市场均衡价格，所以能够导致当时的通货膨胀的冲动，从中央到地方都具有通货膨胀的冲动，这一冲动减缓了由于货币化所需要的新增货币量，使当时的货币化顺利进行。但是目前的货币化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正在进行的货币化项目如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其价格数十倍或几十倍于家庭年收入；二是资金成本与市场均衡价格相当。地方政府没有了通货膨胀的冲动，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通货缺口，人们只能将用于消费的钱用于购房和子女教育，货币化过程因为货币量的不足放慢，因此，针对目前中国独特的市场化、货币化过程，需要制定一个独特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
二、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1、充分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
石小敏：目前中国现实的机遇是理念、体制、政策都在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转变。理念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是大道理。我们下决心加入WTO就是一个理念上的举措。今后我们需要站在加入WTO后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将会带来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处理经济事务。财政货币政策是小道理，前几年我们阻止不了经济的下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在小道理上作文章。新世纪伊始，我们应抓住理念、体制、政策都在进步的机遇，走好新世纪的第一步，这对我们未来3-5年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回暖，亚洲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欧洲经济在欧元启动后逐步走稳，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启动下，下滑的势头减缓，因此，为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需有一个确切的定位。
2、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仍需持续2-3年
樊纲：就象我们当初控制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见效一样，现在要扩大内需，扭转通货紧缩，也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奏效。不能因为一年的扩张性政策没有充分见效就说它无效，就认为它应被放弃。一般说来，即使在经济运动相对平衡的市场经济国家，扩张性政策持续2-3年也属正常范围，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因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缩减的压力这两年来在逐步增大。所以，再有2-3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继续执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是有必要的。要特别防止经济刚刚有启动的苗头就停下来，结果可能是前功尽弃，还要重新开始又一轮的启动过程。日本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3、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建设
盛洪：去年宏观经济政策看起来力度比较大，但为什 功效比较小？
GDP的增长仍然是逐季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传导受到阻碍。政府政策之所以成为政策，决非是政府的单打独斗，而应更加体现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影响社会的行为，不然就成为一个企业而非政府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形成的投资增量，应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增长。而自1997年以来投资乘数在逐年下降，1997年为3，1998年为1.5，由于投资乘数的变小导致了政策效应的降低。实际上，投资乘数是和GDP的周转或货币流通速度相关的。这几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核心的原因是背后的市场制度受到破坏。我们实施的政策离不开制度的基础，虽然制度改进产生的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但制度破坏的影响却可以立即体现。如荒诞的农村政策损害了农村市场机制的基础。农村20年的改革不仅是实施了包产到户的联产经营责任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农村、农产品的市场机制。从1992-1997年，农民的消费倾向为负数，因此，我们只重视财政政策的力度，而忽视了其赖以发生作用的投资乘数背后的市场制度，使宏观政策效果打大折扣。
4、目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只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
樊纲：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因此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政策，在"大家不花钱"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支出。这自然就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增发债务"承受能力"的担心，特别是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的担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政府债务是可以由新的政府债务来偿还的，而不是必须由税收收入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是否可承受，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关键是要看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看它是否超出了整个经济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仅看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就这一点而言，由于我国过去几十年在发债问题上一直较为稳健，所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迄今尚未超过10％，在世界上属于最低的，即使将国企欠银行的坏帐、国有部门的外债等所有最终要由国家负责任的"准财政债务"都算到一块，占GDP的比例也不超过50％，与国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仍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按照去年以来每年1000亿左右的发债规模，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3％，连续2-3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相反，若不采取扩张性政策，听任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金融风险却可能更加严重，更容易暴露并引发危机。
至于政府支出的"质量"以及由此带未的经济增量的"质量"问题，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第一，政府支出总是存在质量问题；第二，宏观政策的首要效率目标是减小宏观经济波动，而各种微观效率包括工程施工效率等等，则要靠长期各种体制改革加以改进。在目前给定的体制条件下，我们只要做到发债的收入，不再用于企业的建设或补贴，而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或为低收入阶段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就可以避免最严重的微观无效率问题，同时保证宏观效率的贡献。宏观层面上什么都不做，微观体制的改革也不见得就能很快取得成果，结果还耽误了可以实现的增长。我们如果有十全十美、不存在问题的宏观政策，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执行这种政策了。
5、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考虑改革税收制度
张曙光：要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靠投资的增长来带动，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增长。2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验教训表明，我们财政政策需要在税收上做一些文章。目前的税收体系是在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生产型税制，尤其是生产型的增殖税对投资品不得低扣进项税的规定，再加上建筑安装工程征收的营业税，整个增殖税的税率超过了17%。以前是为了抑制投资冲动而制定的税制，现在要启动投资，这就要求调整这种税制，仅靠取消投资调节税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汪同三：在实行财政政策时考虑减税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笼统地减税，很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我国主要是生产型税制，生产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存量，即减税只能按原有的生产结构继续发展，不利于结构的调整，而收入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增量，即减税可以调整消费、投资的比例，进而通过投资、消费行为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在目前的税制状况下，减税也应是结构性减税，才有利于结构的调整。
6、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快调整
石小敏：首先，改革外贸经营体制，特别是加大一般贸易体制的改革，由传统的国有外贸公司向民营外贸体制转变。目前国有外贸公司是国有企业中状况最坏的。其次，调整宏观政策的配置思路，反弹琵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目前财政政策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财政资金在财政债券----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之间循环，而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却因资金奇缺而不能大力发展。1999年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有两项：一是风险投资基金，二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但总的资金数量仅仅100多亿元，而支持国有企业的资金仅债转股一项就达2000-3000亿元，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的70%来源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方面可以搞活经济，另一方面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创业的环境。
三、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刘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即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矛盾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自90年以来，以不变价所衡量的第二次产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出现下降，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次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5．6%，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个百分点左右，低收入国家90年代服务业的平均比重为39％，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收入的比重为49％。中国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比重低二十个百分点。服务业为什么出现滞后的现象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制度性的垄断，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各种进入的壁垒。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第二，对服务业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相互关系，但是为什么发展服务业的前提必须是发展当地的工业呢？这两者之间在国际化背景下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第二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多，两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不是以13亿人口为基数，而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有人曾经做过测算，如果城市人口每年增长3％或增加3个百分点，GDP可以享有1．2到1．5个边际增长率，也有人说，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第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尽管中国的硬性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和公路，码头还要继续发展，但是目前软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如居民对未来改革充满着不稳定的预期，我们相应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与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间是严重不对称的。再比如说，目前民营经济正在逐步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体制和制度仍然偏爱病态的国有部门。另外，居民正在由消极的储蓄者变成积极的投资者，而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都不配套。还有，中国经济正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社会的冲击，但是目前的种种规则与这种形势严重不适应。总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政府职能的不到位，可能是诸多结构矛盾中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是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实际上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关系，有了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的信心增强，投资的回报有了保证，这样外资会不断增加，国内储蓄会更快转为投资，于是可以享受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就会看到投资率相应的下降，可能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另外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才能的积累，如果有了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目前我国治理结构的问题有三点需要特别重视。第一，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还不够明确，以致于使代理人在具体经营操作过程中不明白自己的职能是什么，主要表现为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等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产权没有挂钩，导致一系列的短期行为；第三，是涉及到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CE0、独立外部董事、信息披露、投资人作用等基本制度仍然不健全。总而言之，目前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一种"三缺二"的现象，虽然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对投资利益、股东利益、经营者的收益如何实现最大化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固此整个治理结构是不完整的。
因此，下一步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体制性的调整。进行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标，是尽快使中国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去。目前的增长格局充满着风险，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而增长在中国转轨的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如果我们失去了机遇，而急转入下一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中，可能增长会更成问题。因此，结构调整应该和增长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
四、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
1、 中国经济不能不加快改革，同时也不能停止增长
樊纲：我们不能为了维持增长就停止或放慢改革。改革的事，能做就做，能上就上，开始了就不要再停下来或缩回去。象加强金融风险控制、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等要坚决继续下去，还要加快，不能因为由此造成了一些问题就停下来或放慢。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没有增长，我们的许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加以调节，力争保持增长的势头。在任何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必须用一定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对经济下滑听之任之，则是一种失职。就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言，若不赶快继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虽然1999年实现了7.1％的增长，但到了2000年，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采取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这不能成为政府对经济下滑什么都不做的理由。找出一种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容易，但也该反过来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什么也不做，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从全局通盘考虑，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包括近则与远则的利弊，政府都必须做些什么，而且越快越好，早做比晚做好。越早采取措施，力度和成本还都可以小些，等经济真的下滑到底，成本会更大。
2、短期宏观政策与改革、发展的长期措施应同时推进，但不应混为一谈
短期宏观政策是一些可以立即实施并能在6-12月内见效、防止经济进一步滑坡的措施。而"更根本性"的改革与发展措施是，如：进一步向私人投资开放各种市场，到消各种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加快发展各个层次、各种各样的产权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发展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从而进一步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改革政府机构、取消各种不利于增长的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垄断，降低公用品和服务品的价格；加快发展住房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消费信贷等等。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其实都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因此事实上都属于中、长期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即使现在立即开始落实（比如对私人投资开放市场和发展消费信贷），也得2-3年才能开始逐步见到宏观规模的效果，更何况许多事情还迟迟不能实施。因此，把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与长期改革和发展问题加以混淆，听起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是理论概念不清的表现。
3、加大体制性政策的操作力度
陈东琪：所谓体制性政策是指哪些突破体制瓶颈，促使体制放松，让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政策措施，它不同于财政、货币政策等"总量性政策"。突出表现是，政府不要花钱，只要放权就行。这种体制性政策，不仅"增长效应"明显，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1999年下半年出口快速增长，有人说是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600亿元换来的，除此之外，下放出口权对刺激出口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2000年扩大内需，可以从体制放松上采取更多的措施，对生产，流通、分配和经营等再生产环节的体制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具体包括：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放开住宅交易市场；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加快建立市场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创新银行信贷体制；适当开放民间金融，建立非国有企业自由融资机制；取消收费制，建立单一税制；重塑国有资本产权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让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变现；变实物分配制为货币工资制，发展经理年新制和股票期权制；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体制等等。这些体制创新的政策措施，不可能在今年一年内完全推出，但是，今年在这方面的力度应当大一些，范围应当宽一些。体制创新，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如果今年的增长速度更多地来源于体制创新，来源于"体制效率"的提高，那么，高速度当然是一件好事。
4、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企业运营机制问题
梁优彩：为了增加企业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今年在继续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1）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民营经济的运营环境，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2）积极发展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3）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职能，取消各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规章制度。
以上这些政策和建议如果能及时得到贯彻落实，必将会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但是,如果这些政策与建议不能及时到位,实现经济增长止跌回升就有困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能否及时到位和顺利推进将是决定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李润亮 白仁子 武立峰整理）
2．2001年年会
（1）主题："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2）基本情况：时间：2001年2月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3）年会综述
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2001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综述（又称是2000年综述）
（2001-1-10）
世纪之交，新旧千年更替之际，由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主办，北京现代战略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12月24日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论坛成员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善达、陈锡文、樊纲、易纲、林毅夫、刘鹤、余永定、李晓西、魏杰等30多人，在京的部分经济学界知名学者、一些企业家也应邀出席。会议以"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经济学家们就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现将学者们的观点择要刊出，供读者参考。
（50人论坛·北京）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的不同看法
1、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三种判断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争议较大，但基本上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乐观的，认为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正在进入新的成长期；一种是谨慎乐观，认为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不是转折，转机的基础还不稳固；第三种是相对悲观，认为经济形势还不是很好，问题还比较突出。
持乐观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我国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处于紧缩区间。在这期间，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居民沉淀下来的货币解放出来，以维持一个较为平衡的供求环境。因此，实行较长时期的财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三年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了成长期。目前只要这种政策继续，经济增长的势头也将保持下去，中国经济也能较快摆脱紧缩区间。
持相对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形势的判断离不开具体的条件。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是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量增发国债取得的。如果抛开这一前提，说经济形势是好的，未免盲目乐观。
持谨慎乐观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过去一年来的经济形势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止跌、转稳或稳中略升的趋势，财政、金融、企业效益等宏观和微观形势明显改善，结构调整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同时，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物价形势依然严峻，去年第四季度生产、投资、消费等指标还出现了减弱的趋势。
2、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同认识
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导致了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调整方向的不同，经济政策大致可分为从需求管理入手和从供给管理入手两个方面。前者强调经济刺激政策的有效性，后者强调的是经济的长期活力。而强调需求管理的一方又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维持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变，另一种则是鉴于现在国债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下降，建议把更多的资金用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还有学者认为采取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政策更为有效。
强调供给管理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活力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中国经济活力的提高，从长期看，要立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改组，以及支持中小企业，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等，但近期主要是减税。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以80年代初的美国为例，分析了减税对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供给学派给当时美国经济开的药方，不仅使财政赤字有所缩小，就业状况明显好转，而且也为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90年代经济活力的增强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却在增加税收，带来的结果是企业税赋的加重和激励机制的损失。从整个税收目标看，在我国存在大量低劳动生产率农业人口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财政收入占GDP较高的比重是不符合国情的。
二、新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
1、国有经济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总量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去年以来，通过实行"债转股"等政策措施，国有企业有了较多的流动资金，由于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上涨，部分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有所好转。在这些短期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有所淡化。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也没有出台。在促进民间投资，取消对非国有经济、对私营经济歧视性的政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强调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时候，对国内私营企业，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实行国民待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2、"入世"带来的挑战
WTO
的冲击从迫使我们加快改革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少部门没有正视这种挑战，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入世后，我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对国有企业垄断权的挑战和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挑战。入世后，国有企业将面对着更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依靠垄断建立起来的优势在国际惯例面前，将是非常脆弱的。前些时候因移动电话收费问题和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下跌问题而引发的中国红筹股大幅度下跌，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与国际惯例不一致造成的。同时，WTO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就是针对政府的管制而言的，WTO规则要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市场化的管理方式来规范其管理行为。
3、对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迈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相对于技术层面来说，这一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更多的是体制层面和价值观念上的。新经济的出现，特别是以IT技术、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层级式结构完全不同的是，网络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形式将呈网络式结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
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将呈现相应的变化。层级制结构强调的权威主义和旧的社会秩序将在网络经济中发生新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人的自由意志，需要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环境。它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观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教育方式，都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新经济需要人们不断地解放思想。
三、结构调整的难点和调整对象
1、"十五"时期的结构调整将是一次全方位的调整
在前几次五年计划中，"六五"计划主要调整农业和农村改革问题，"七五"计划主要调整沿海经济对外开放问题，"八五"计划调整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的不协调的问题。经过"六五"、"七五"、"八五"的结构调整之后，我国基础设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九五"时期开始实现两个转变。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克服通货紧缩等特殊问题，但结构调整的总原则一直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在已实行的四个五年计划中结构调整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对外部因素考虑不多，最多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变化，而把外部因素作为既定条件；第二，主要调整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和投资方向。
"十五"时期的结构调整与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变化。它将是一次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基础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因而将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结构的大变化。这既有加入WTO后，我国将更直接地融入到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原因，也有改革成本的变化，以及国内供求格局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2、结构调整究竟难在哪里？
一是我们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大市场。现在地区封锁、部门封锁，人为分散市场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是缺乏公平、公开、公正的优胜劣态机制。由于没有这一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结构的合理调整。在人员从企业退出的同时，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没有从市场上退出。
三是对人力资本重视的不够。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最核心的资本。但在我国，人力资本的短缺比实物资本短缺的程度更严重，尤其是企业家才能，长期受到各种各样的怀疑和打击。
四是公共产品的极度短缺。这既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较好的法律和制度，也包括整个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如重合同、守信用，还有公司治理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
五是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机制，受经营状况的影响，研发投入不足。
3、结构调整应把握哪些主线？
第一是发展的主线。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2002年年会
（1）主题："入世后，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2）基本情况： 2002年3月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主持人 :刘鹤（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樊纲（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到会论坛专家成员:
刘 鹤、 樊 纲、 周小川、 魏 杰、 汪同三、 梁优彩、 谢 多、 茅于轼、 易 纲、 董辅衽、 马建堂、 范恒山、 张维迎、 温铁军、 李晓西、
贺力平、 刘世锦、 余永定、 张曙光。
会议主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 秘书处
（3）年会综述
4．2003年年会
（1）主题："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
（2）基本情况：2003年1月17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3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
主持人： 刘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到会论坛专家成员（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蔡 昉、 曹远征、 陈锡文、 樊 纲、 郭树清、 李晓西、 梁优彩、 刘 鹤、 茅于轼、 盛 洪、 汤 敏、 汪同三、 魏 杰、 温铁军、
吴晓灵、 谢 平、 许善达、 杨伟民、 易 纲、 张曙光、 张维迎。
到会特邀嘉宾（按签到顺序排序）： 汪 洋、 郑京平、 宁吉喆、 李青原。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合作单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3）网上专题：http://finance.sina.com.cn/nz/e50/index.shtml
（4）一年总结
2003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讨论纪要：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
2003-3-17 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9513
第一部分：开幕词
刘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3年年会现在开始。首先，向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汪洋：（国家计委 副主任）
首先，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50人论坛对很多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一，50人论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名牌，是名牌就有名牌效应，就会扩大影响力。第二，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集中起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第三，50人论坛逐渐成为联系学术界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桥梁。
我们现在正在做"十一五"规划，也想通过适当的方式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在"上世纪末总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解决小康社会的稳定问题。
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量问题是核心的因素，因此在运作上要注意结构问题。现在东部经济发展很快，在二十年后可能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西部地区要落后一些，这就有可能出现"总量目标实现了，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的局面。
因此，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要加强与50人论坛的合作，多听取专家的意见。
最后，预祝50人论坛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工作总结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所长）
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50人论坛一年以来的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
50人论坛是一个公益性的、独立的组织，旨在把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对集中的场所，针对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产生一些启发。
论坛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内部研讨会。今年我们针对"就业问题"组织了一次内部研讨会，大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另外，我们还在大连举办了题为"中国加入WTO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的专题研讨会，在联想集团举办了"如何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题研讨会。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长安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公益性的论坛。举办长安论坛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政策讨论有一个出口，能够进行发布，向相关的研究人员和新闻媒体做一些介绍。长安论坛已经举办了37期，2002年举办了18期，效果很好，每次会议都是人满为患。每次研讨会由主讲人做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然后回答听众（主要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界、新闻界人士，还有相关研究人员）的问题，互动交流。像长安论坛这样的公益性的政策论坛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经济论坛。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了50人论坛的网站（WWW.50FORUM.ORG.CN），公布论坛的工作动态，为专家成员的发布最新学术成果，还与一些学术支持机构的网站做了链接互换，加强学术交流。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举办年会。
对于2003年的工作，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多举办几次内部研讨会，就大家关注的热点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封闭式讨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同时，继续办好长安论坛。论坛专家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可以通过这个论坛进行发布，还可以介绍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外的专家学者来长安论坛发表自己的观点及政策主张。
另外，我们和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达成一个互相合作的框架协议，在民营经济、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一些合作的研究，共同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通过活动，使论坛获得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和企业家的交流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丰富，更贴近于实践的需要。
第五部分：年会主题自由研讨
刘 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入世首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并展望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入世之前，社会各方面曾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中国发展宏观策略的变化。主要包括：入世后经济能否加速增长？会不会引进通货紧缩？国际收支顺差会不会减少？失业是否继续增加？
第二方面：产业增长。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资源密集型产业受到得冲击比较大，特别是农业；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出口型产业；第三，资本密集型产业喜忧参半，一些"热点"产业，比如汽车工业会受到致命冲击；第四，知识密集型产业可能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方面：体制制约因素。大家普遍认为政府行为的国际化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会进一步增加。另外，行政性垄断和寻租现象会减少，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市场秩序会产生新的变化。
第四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入世后会带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国际化的意识会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意识会减弱。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学习的意识、社会的意识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的观念，法制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加强。
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大家普遍感到担忧的是，入世后，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短期内会进一步扩大。总的来看，入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建立新的体制，对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乐观的，但在近期内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遇到阻力。
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产生错误判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制订"十一五"计划，首先要对当前的新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入世后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和争论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请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
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入世以后农业面临的情况和事先的预计有非常大的差距。
入世之前有很多人（包括我个人在内）担心农业价格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会迅速增加。当然也有人持乐观的看法，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入世后会较快的扩大出口。
但是，从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判断都有偏差。实际状况是，农产品进口有适当的减少，出口虽然比上一年有增加，但是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农产品进口适当减少
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目前国内农产品供求状况以及去年主要的农业国家面临自然灾害有直接的联系。
从国内来看，主要农产品仍然供大于求，去年粮棉都是增产的，粮食虽然增产，但价格有所下降。从国内粮食作物的价格水平来看，国外产品无利可图，因此农产品进口有所减少。当然，我们也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粮食，有两项重要措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个是取消了粮食国内运输的铁路政策，第二个是对出口的粮食全部退费。
从国际情况来看，北美和澳大利亚遇到了旱情，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谷物产量比前年减少了一半，造成国际股市价格大幅度上扬，这样就给增加出口创造了机会。
农产品出口虽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预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的出口会较快增加"的情况没有出现。我们仅仅依靠产品价格低廉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上是很难占据优势的，因为最近这几年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用质量和技术作为壁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产品在出口中遭遇质量安全指标的限制是很普遍的。
对此，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我国不可能长期处于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外农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世界各国采取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作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迅速发展，如果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不能增加科技含量，提高质量标准，其出路会越来越艰难。第一年看起来"风平浪静"，比我们估计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背后隐藏的"惊涛骇浪"没有表现出来，压力还在后面。
第二，中国农业发展的压力和农民的压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在国际。现在大家谈的到最多的是从1979年开始农民收入下降，我们入世是在2001
年年底，农民收入增长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显然不是入世造成的，而是国内市场还存在问题。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尽管能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2%-
5%的幅度），但主要依靠非农产业的支撑，农业的收入是在减少的。农业收入减少主要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根据我们的计算，2001年城镇居民粮油肉菜四种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比1996年减少了132.1元，这是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很难解释"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另外，从国内的实际状况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压力主要在内陆，而不在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村的收入比例最大可达到4：1，也就是说，上海、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是6000元，而甘肃、贵州等地区只有1500元左右。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收入结构上，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来自于农业的部分都差不多，都在1100元到1300元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在6000元的农民人均收入中，即使农业收入减少一半也没有什么影响。而对于内地农村而言，其1500元的收入中有1200-1300元的收入是农业收入的，这部分收入减少产生的影响就非常大。因此，入世后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农民受到的具体压力。
以上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要靠国内来缓解压力，入世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第三，入世后在宏观经济方面还会对农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货膨胀下的农产品市场和通货紧缩下的农产品市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通胀率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当年物价指数是21.7％，粮食价格上涨了50％，农民增收是非常容易的。而这几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负的，对农民增收非常不利。
另外，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所受到的升值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农业产生的压力就很大。
第四，在最近几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的趋势加强，利用质量安全指标来限制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利用绿色壁垒来限制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努力把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提上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要在WTO的框架下，充分运用我们的权利来争取应得的地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其目的就是为了设置贸易壁垒，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科技进步打破壁垒，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便于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盛 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所长）
入世后，中国从贸易保护走向自由贸易，这是一个转折点。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转折的时机把握的比较好。大家普遍认为入世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入世也给对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导致政府行为的变化。政府为适应WTO的规则，改变自身职能，取消了很多限制竞争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变化带来了系统的变化，而不是仅仅是对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产生影响，这一点很重要。
谈到入世，有人说是
"狼来了"，我们会直接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看上去是不利的，实际上未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去年美国经济一直比较低迷，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我们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经济变化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国经济7个百分点"。但是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经济低迷，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他就会去消费比较便宜的东西，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去年浙江的出口形势就非常好。
另外，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人民币相对于日元和欧元区也在贬值，这对中国向日元区和欧元区出口也是很有利的。
由于受到"9.11事件"的影响，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入的速度减慢，而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国。事实证明，我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因此，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总体而言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去年国内市场的迅速发展也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汽车市场增长50％，旅游、住宅、通信、电器等行业增长速度都很快。汽车、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新的需求增长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变化会导致对需求的持续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内需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
总之，虽然当前形势很好，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守住汇率的底线，不能重蹈日本广岛协议的覆辙。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要进一步国际化，将来要靠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贸易逆差。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理事长）
入世首年，实际情况比我们的预计要好得多，但是未来的状况会怎样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
有人提出"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入世就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标志。原来大家担心汽车行业，但是在过去的一年，汽车行业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关键是价格放开，自身的创新能力增强，同时促进了汽车行业的重组。汽车消费信贷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还有金融行业，管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内的管制，外资进入的程度比内资进入的程度要大。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都要允许内资进入。但是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落实到操作层面上。
另外，中国的出口现在增长很快，但是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够高，只有4%左右。总的来说，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弱化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某些所占份额比较大的出口产品，比如纺织品，对世界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出口较少的产品可能只在局部上影响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哪些产品对国际价格有影响？影响在什么地方？影响有多大？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谢 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局长）
今年我参加了西南财大和人民大学的校庆，对教育的价格很感兴趣。
教育的价格和其他劳务的价格不一样，处于刚开始定价的阶段。比如一个大学生支付五万元人民币学费，究竟他所受到的教育的费用值不值这个价格，是以后才能发现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很贵，因为这种人力资本在当时的既定价格是很贵的。但是等他毕业以后，可能会发现这个价格其实是便宜的。于是，很多企业家向母校捐款，这其实是由教育价格产生的一种"回报"。这和贴现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时间序列中，教育价格不是一次定价，而是类似于期权定价。当学生的知识不断积累的时候，他发现当年支付的教育价格是很便宜的。有意思的是，如果有N个学生，这N个学生对自己支付的同样的价格在主观上的评价是不同的。所以，越是名牌大学，专业设置的越多，培养的学生越多，学校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教育定价模式，这个模式和一般劳务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如果他的学生中有几个人成为企业家，他一定会利用各种方法回报老师。因此，教师的收入定价和教育定价也不一样，教职工的收入应该把这一部分也考虑在内，工资应该定低一点。所以，如果把N
个学生当成N种资产的价值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教育的价格也完全不一样。教育定价取决于学生毕业后，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在心理上的主观评价，这个评价很复杂。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常务理事）
2002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的一年。
首先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是"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中学、西学都为体"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变成
"一边倒"，学苏联，学不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走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以后，向发达国家学习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关于"学不学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的情况时和国际惯例接轨，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整个中国的进步可以说是中西交融的结果。电脑、喷气式飞机这些新事物虽然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都被引进来了。更为重要的，我们现在一系列的概念，像宪法、环保、证监会，这些概念都是"进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争论结束了，也不是说要全盘西化。但是从大趋势可以看出，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发达国家的那一套规则。
我今年70多岁了，观察了半个世纪，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中国走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轨道，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了。
中国的道路走得对，但是不是没有问题呢？也有一些人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糟糕，陷入了巨大的陷阱。这种论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特别是这两年因为收入分配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能不能顺利的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弱势人群的生活条件能否改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老百姓受了委屈要能够通过正常的程序加以解决。
另外，这几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有增长的。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在加快。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推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上问题不大，解放以后经过五十多年的争论，大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学，原来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人现在也在用主流经济学来反对，经济上的讨论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突出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政治基本权利问题。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应该从正当的渠道表现出来，各种利益方要有申诉的权利。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缓解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包括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
评价入世效果的好坏，结构调整对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有没有起到作用是一个指标。
从这个角度看，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通常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资金有缺口，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资金，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第二个是进入问题。去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少，劳动
力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多。中国在贸易转型后，国外对华投资在增长，除了一般的资金以外，更重要的是专利。
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很快的把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华为和中兴的兴起就对中国通信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入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
第一个挑战，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资源贫乏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比如石油，去年中国石油进口7000万吨，预计在未来两年还会继续增长。石油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而我国的石油资源越来越贫乏。还有粮食，中国的粮食产业没有竞争力，现在农业又面临粮食安全的问题，还存在"进口粮食好还是自己生产粮食好"的争论，关于粮食的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
加入WTO是双向的，全球化的安排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一个挑战，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可喜的是，去年有两个迹象表明这种问题还没有出现。一个是中国加入"东盟十加一"组织，还有一个是东盟六国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国际化变得非常重要，现在与国际化相关的问题，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都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个挑战，可能会形成不平衡的局面，尤其在区域和很多产业职能部门。
第三个挑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要求在税收制度方要做一些安排。
总体而言，入世利大于弊。但是在短期内，在某些方面会出现弊大于利的情况，我们如何应对？这是我们遇到的比较现实的问题。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 副局长）
农业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很多思考。
农业实行"费改税"以后，农业的常量是征8.4％的税。根据农业部的统商品粮是40％多，不到50％，如果按照50％计算，相当于对商品征了
16.8%的税。这个税率和增值税税率是一样的，农产品购进所有的税收是一律不予抵扣的。工业品在销售时期进项都可以抵扣掉，而农业所有的购进，包括化肥、农药、柴油、机器这些钱所含的税款都让农民自己去消化，自己承担。对销售的商品粮，平均税率是17%。根据1994年测算的数据，购进的税率至少在
3％以上，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相当于对商品粮征税6％，因为只有一半是卖出去的。有这样一个判断：对农产品的商品征税的实际税率高于20％。如果按农业特产税来计算的话，刚才所说的8.4%还低了，实际上还要高。
我们在研究进口农产品对我国产生的冲击的时候，要考虑国内对农产品征税20％的现实，首先要把情况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由相关的部门解决。收购农产品的企业，像那些龙头企业，在收购农产品以后抵扣，要计算扣除，原来扣除是10％，现在是13％。农产品加工后销售出去，加工成饮料销售是不能扣除的。有些龙头企业就有抱怨，说我什么都不加工，就要先承担4％的税，原封不动地卖出去，你承担13％，我要交4％。对于扣除部分，有人认为对农民征得多，对农产品收购企业、加工企业又是抵扣不足的现状。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研究怎样应对国外农产品进入带来的冲击，就要基于以上的现实情况进行研究。先把农产品税收的问题理顺，这是更为迫切的要求。
魏 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
我想谈谈企业界对入世的看法。我们最近针对"入世一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感想和期望"，对一千家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意见比较集中的有个三方面。
第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关联程度越深越好。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方式很好，美国经济不景气，可能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美国经济走好，我们就会从中获益。我们今年向欧盟、日本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美元贬值。
第二，中国的企业改制必须加快，尤其是民营企业要求改制的呼声很高（我们的问卷调查对象以家族企业为主）。民营企业要求自我革命，这是一件好事。
第三，技术创新。虽然出口主要依靠成本优势，但是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技术创新问题。根据问卷调查，今年民营企业对社会科技资源的利用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年份，对实验室经济的重视程度也比以前高出很多。科技力量的整合很重要，我们调查了13家企业，他们普遍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是利用社会的科技资源，包括由院士和著名高校的教授共同组建技术研究中心等。社会资源的整合是一件好事，入世成为资源整合的主要推动力，入世的正面效应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企业界对入世的看法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以上就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一些意见。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
入世以前，大家都认为银行业将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但是从入世一年的情况来看，银行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巨大的冲击。
很多人认为，入世后，会有很多的国外银行到中国设立办事处开展业务。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目前外资银行的发展趋势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像汇丰、花旗这样的大银行在中国的网点很多，他们还要继续扩张，加大投入。另一方面，有些中外合资银行大量卖出股份，有的外资银行甚至关闭了在中国的一些分行，这是与世界经济不太景气有关的。
入世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有一个倾向：他们更倾向于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银行寻求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寻求合作伙伴。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体质量比国有商业银行好一些，社会负担轻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助这些银行现有的网络来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中资银行可能会难以适应入世以后的形势。中资银行在去年一年的表现无论从新产品的设计，还是在扩展营运市场等方面做得是不错的。主要是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入世后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因而在制度安排做了较大的调整。特别是财政部从2002年1月1号实行的新的财务政策，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呆帐准备金是从1985年的5‰开始提的，在此之后每一年增加0.5‰，最后增加1‰，要用年初的贷款余额提，1％还晚提了一年。因为看到中资银行贷款质量的差异，以及在未来和国外竞争的压力，财政部作了一些调整。他们同意金融企业按照实际的呆帐水平最高可以提到100%，其他按次级比例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现在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没有任何成长的限制，关键是在于有没有那么多利润，能不能提到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外，对于应付未付利息的预提，过去是三年以后才能列为表外，后来变成了两年、一年，今年已经是半年了，基本接近国际水平。在财务制度方面，财政部也作了较大的调整，这对中国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很有好处。从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来说，由于中国金融业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批准金融机构办理新业务方面"打擦边球"，特别是在两业之间跨业经营的批准尺度放宽了。
入世后，未来和外资银行竞争的主力军是谁？前一段，有些同志鼓励发展民营银行，认为四大商业银行不行了，未来和外资银行竞争的主力应该是民营银行。但是从去年一年的情况来看，这个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面对这样的形势，民营银行应该怎么发展？到底什么是民营银行？
我认为真正的民营银行，它的资本应该是民营企业个人的资本，民营资本应该占绝对总量。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民生银行是百分之百的民间资本，是典型的民营银行。现在有些银行，包括很多城市银行在内，在改建的过程中，有30％的政府股份，70％是集体和私营企业个人的资金，这些银行都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作。
要让一个银行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更多的需要考虑银行运行的外在环境，特别是对于人的管理，以及对企业法人自己决策的尊重程度。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进一步改进的话，银行就未必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汤 敏：（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 首席经济学家）
入世的第一年，出现了很多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入世之初，很多人都认为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内会对中国造成负面的冲击。现在看来，实际的情况和大家的预测是有偏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和大家的预料很接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而且随着入世的形势越来越好，收入差距可能还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个是地区间的差距，第三个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最主要的还是城乡之间差距、地区之间差距不断拉大。从2002年的数据来看，城市居民收入增加10％，农村可支配收入增加4％，比前年的差距有所扩大，当然也可能是去年的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从中西部来看，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比其他任何差距的扩大都更明显。入世后，市场经济越来越发挥作用，政府的工作职责更多地转向那些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区域。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税收问题。
第一个，就业问题。这几年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我们做过研究，实际上东部的就业问题比西部更严峻。就业问题是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也是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
第二个是教育问题。从基础教育来看，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非常严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农村的基础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完全由政府来负担？只有把基础教育问题解决好，才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将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高等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这可能是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的，扩招的时机是否成熟有待讨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很多人认为还是应该提倡精英教育。如果这些观念还没有转变，就不应该扩招。如果观念转变的太慢，从而放慢了扩招，或者是把扩招停止下来，从长期来看，这对发展的后劲会有所影响。
还有就是中等职业教育。市场上很需要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但是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正在处于萎缩的状态。我们应该进行战略性的研究，把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从城市青年转到农村青年，让农村青年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民营的教育方式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政府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优彩：（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 首席经济师）
我最近研究了失业问题，向大家汇报一下。
入世后，中国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市场将更加开放，竞争会更加激烈，失业压力也会上升，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现实。
2001年到2010年，十五和十个五期间，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7.5-8％之间，第三产业的比重2010年要上升到37％，比2000年增加3.5个百分比。到2010年，失业率比2000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GDP增长是7.5-8％，产业结构维持在2000年的水平不变，到2010年，失业率要比现在上升4.3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加大力度，否则失业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经济增长比我预计的降低0.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到2010年达到37％左右，这样的失业率要上升7.8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放慢的话，就业压力更大。发展是硬道道理，发展思路必须保证在各种前提下加大调整力度，否则中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经济结构保持7.5-8％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有比较大的进展，到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达到39％，这样才能使就业压力基本消除。
杨伟民：（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 司长）
入世以来，其他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就业问题仍然很严峻，压力很大。解决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怎样考虑就业空间分布的问题？
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劳动力还是从西部转到东部来。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政策要求各地政府要重视就业问题。但是有些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地区，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不能靠一个行政区的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采取地方政府包起来的办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后政府的重点，特别是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区域平衡，包括在未来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重点任务之一。
再有一个问题是产业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前两年信息化讨论得比较多，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各地都在追求工业化。工业化最主要的含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它不仅仅是提高工业产值在GDP的比重。现在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偏差。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工业、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自然而然就会发展起来。这实际上忽视了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最近十年来，服务业吸收了100%的新生劳动力。入世一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外向型经济在拉动，这是立足于国外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中国人口众多，有这么多需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更关键的是要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来解决就业问题。除了一、二产业以外，更重要的是服务产业。服务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有限制。最基本的问题是：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工业、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发展服务业？
比如，湖南省的服务业发展比较快，特别是文化产业比较发达，但是湖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并不是以湖南当地的工业发展基础为依托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入世第一年，整体经济表现确实是超出人们的预料，有四个"没有想到"。
第一，没有想到政府连续五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的累积效应有一个逐步的释放过程，连续五年坚定不移地实施这样一个政策，有力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这方面的效益，大家更多的是看到发债和增加的财政负担，没有想到这一系列的政策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没有想到东部地区市场活力的恢复和市场作用的增强。去年，东部地区市场化的改革明显加快，使得政府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再一次快速地体现出来。整个东部地区的投资、消费、出口、生产都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家更多的关注西部开发，关注西部的政策，没有想到东部地区市场活力迅速恢复，政策调整和适应力快速提高。
第三，没有想到入世带来的正面效应。我们更多的是想到入世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低估了中国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变化的能力。
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平台由国内向国际转换，实现了跨越。我们低估了自己的企业，低估了自己的投资者，低估了自己的民间创造力。实际上，中国人学会适应国际竞争规则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在我们的分析研究中，对这种因素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是站在原有的国有体制的机制上，更多的是站在原有的政府思考问题的角度上做出一些判断。
比如农业，大家觉得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想到沿海地区农业直接与国际接轨，去年一年农业出口大幅度增加。为什么？这说明我们的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也还是很强的，不是说没有竞争力的。
再来看汽车行业，大家预计入世以后，进口车会大大增加，事实也是如此。去年的进口车增加了7万多辆，增长了80％。但是没有想到国内汽车产业的整合、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去年一汽和其他几个汽车厂家迅速在已有的基础上借助外力达到了产业整合的目的。去年汽车业取得的成绩是我们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年。
还有银行业，尽管受到国际大银行的挑战，国内银行的适应能力也还是快速跟进的。如果银行思想再解放一点，发展会更快。
出口方面，传统的大宗商品出口，像纺织、服装、鞋帽、玩具、机电产品出口迅速恢复，这是入世带来的好处。另外入世后，外资大量进入，这种效应是没有想到的，或者估计得不够充分。
第四，没有想到世界经济趋向平稳，在复苏中见到了曙光，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比上一年有所提高，世界贸易止跌转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稳的外部环境。
这四个"没有想到"
是入世第一年很多方面的情况超出我们意料的主要因素。去年全年经济增长8％，总量越过10万亿，外贸进出口达到5208亿美元，增长21.8％，外贸出口3256亿美元，增长22.3％。
我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是"入世第一年，中国人、中国政府把入世带来的挑战和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同时把入世带来的机遇紧紧地抓在手里，发挥到了最大。所以我们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第二句是"入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或者是潜在的一些冲击的影响，也还继续需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
如何建立一个全社会守信用的制度，建立一个资源继续加大整合的机制，继续发挥政府与民众双重的作用，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更好地享受权利，这需要我们继续下大力气解决。入世第一年是初步的考试，大考在后面，需要做好应对大考的准备，不能因为第一年表现良好，就忽视入世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就中国经济个体的竞争力和承受能力而言，我们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是我们举全国之力应对入世的挑战的话，我们会显示出很大的不足。因此，我们要尽快提高个体的能力，继续把有利的方面紧紧抓住，把不利的方面踩在脚下，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长）
入世一年取得的成绩并不能完全说是短期政策起到的效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看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色，总的趋向不是个性问题决定的，很多事情是由共性决定的。先把情况搞清楚，再说个性上的对策。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过多的强调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强调中国和外国是不一样的，但却很少总结中国和外国的相同点。外国人吃饭，我们也吃饭，外国人穿衣服，我们也穿衣服，没有什么不一样。
关于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我们强调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政策和体制的原因，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吗？比如说，对农产品征收8.4％的税，农民比城里人交的税还要多，假如这种情况不存在，会有那么大差别吗？再假如，如果义务教育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会有这么大差别吗？如果农民进城，子女入学没有那么多限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说到义务教育，现在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我们还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情况特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在校学生（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占人口的比例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是下降的。
还有，农民收入增幅不快，那么农民增加收入的出路在哪里？仅仅依靠工业生产是不行的，我们的工业劳动力有将近两亿的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能还用不着这么多人。农村人口只能往城市走，所以我们要发展城镇。
另外，我们说经济形势很好，GDP增长速度很快，达到8％，出口增长22.3％。这样的增长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利就有弊，我们对利的方面看得多了一些，对弊的方面看得少了一些。比如出口补贴，这么多产品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美国，附加值很低？国家还要补贴。这个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和我们获得的市场份额相比，哪一个益处更大一些？我们现在提高工资待遇，平均达到60-70美元，就是再翻两番，也比马来西亚低，价格优势还有，但是非价格优势还是没有，非价格优势能够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但是我们没有。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今天会议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我谈四点想法。
第一点，入世利大于弊。不但经济上获利，政治上也获得了很明显的利益。首先，政府工作更透明，减少了审批。另外，理论界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更趋于一致，大家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第二点，和国际的沟通更多了。各国对我国的各种努力还是基本满意的，这也说明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去年，我国参加WTO的各项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在对反倾销问题的探讨上，中国的看法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另外，国外的学术界、经济界对中国的发展也很认可，他们在以前是不太在意我们国内的反映和意见的。在国际交流方面，南非代表团在听取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认为中国确实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点，入世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有新的思路。十六大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提法不简单，信息工业化的提升是广义的提升，信息工业化是一个均衡的概念。
第四点，就业形势。这和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关，和签署的框架协议有关，和我国的形势趋于好转有关。
刘 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实事求是的意见比较多。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感谢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和新浪网的支持，感谢媒体的关注。
天会议的自由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会议结束。
5．2004年年会
（1）主题："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
（2）基本情况：2004年2月27日在长安俱乐部召开。本次又有四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加盟：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研究员楼继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夏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宋晓梧，著名的企业家段永基。
主持人： 刘鹤（论坛组委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到会论坛专家成员（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曹远征、范恒山、贺力平、李扬、刘鹤、刘世锦、楼继伟、茅于轼、盛洪、石小敏、汤敏、汪同三、王建、魏杰、夏斌、谢平、许善达、张曙光、张维迎、张祥、郑新立、周小川出席会议。
（3）网上专题：http://business.sohu.com/7/0204/37/column219173798.shtml
（4）年会综述
徐剑：汇报去年的工作总结与今年的工作安排
BUSINESS.SOHU.COM 2004年2月27日17:01 来源：[ 搜狐财经 ]
徐剑：各位来宾、各位专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在这里为大家汇报工作，汇报工作大概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去年的工作总结，第二部分是今年的工作安排。新加入的四位专家刚才刘主任也宣布了，我们秘书处也非常荣幸欢迎他们。去年的长安论坛举办了16期，受SARS影响，五六月份没有安排会议，但是16期中有14位50人论坛的专家到会演讲，我们这个论坛是公益性的。去年根据论坛组委会的要求举办了三次内部研讨会，第一次是去年6月份，当时SARS还没有解除，到会专家有19位。第二次研讨会是去年9月，是由国家计委要求开的，主题是2004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政策座谈会，到会专家7位。第三次内部研讨会是去年12月，主题是为了保持持续稳定有效率的发展，需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到会专家16位。
去年的年会是去年一月召开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到会专家23位。去年的对外合作我们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浙江省政府共同举办的主题政府与市场在信息化中的分工，到会演讲的专家是吴敬琏老师等几位老师。去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两家企业的大力支持，他们是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今年的年会也是他们支持的，还有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在此我们向段永基先生和郭为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关心和支持我们论坛。
下面，第二部分是我们2004年的工作，今天到会专家有28位，今年我们还要根据完成组委会的要求，内部研讨会要举办三到四次，长安论坛是我们每年定了20期，我们继续做好这个工作，也希望我们论坛的专家积极参与支持，也来演讲，我们专家都有一个表，如果你哪个时段有时间可以把表填一下。我们和搜狐网还有合作，在适当的时间双方举办大型的理论研讨会。明年还有第二部分上半年对杭州市政府共同举办未来五年房地产的发展论坛。
第三部分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网上视频点播节目。第四部分我们要出版第一批专家论文集。我们将继续做好其他专家的论文专题的收集整理工作。下面我们着重说的就是我们的新改版的网址，根据50人论坛的观众越来越多，很多对经济方面很感兴趣的人，要求和大家进行交流，很多人给我们发邮件，我们网站大概分九个栏目，两个功能区。
下面看看我们的网站，这是我们网站的入口，这个LOGO根据中国的成语"一言九鼎"，这是我们的主页，左边是专家的各人主页，点一个可以看到具体内容，各人风格都不一样。这是网上视频专区，这些是年会，这是我们常设的一些内容，主要让专家们在网上在线投稿，可以在专家投稿中点击一下，进入这个方框图，用户名和你的密码我们会定期用邮件发给大家，然后你可以登录，登录以后会出现这么一个方框图，你的文章标题等等什么都出现了，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上到网上。我们还开了一个兴趣小组，专家们可以和网民们进行交流，很多人对你们的观点感兴趣，网民看了以后跟你提一些观点和意见，跟你交流，大概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谢谢大家支持。
6．2005年年会
（1）主题："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2）基本情况： 2005年2月17日下午15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陈东琪、陈锡文、樊纲、范恒山、郭树清、贺力平、李剑阁、李晓西、梁优彩、林毅夫、刘鹤、龙永图、盛洪、石小敏、宋晓梧、汪同三、王建、魏杰、温铁军、夏斌、谢平、许善达、杨伟民、易纲、张曙光、郑新立、周小川出席会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段永基、林荣强、戴志康、陈建（派代表到会）、单昶、李建华、焦家良、潘仲光、张继升、赵民、周林出席会议。
特邀嘉宾张瑞敏、谢伏瞻、韩永文、柴海涛、刘福垣、王长胜、王一鸣、郑京平、杜谦等出席会议。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博特·霍夫曼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年会根据论坛专家投票结果，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当选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的5人是樊纲、吴敬琏、刘鹤、林毅夫、易纲。论坛学术委员会是论坛学术活动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论坛学术课题和主要活动的策划、召集和指导；学术委员会成员任期5年，学术委员会设年度执行主任，由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
樊纲代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山东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此协议约定将于今年8、9月间在山东举办"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高峰论坛"，并确定田横岛为论坛常设会址。
（3）年会综述
7．2006年年会
（1）主题："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2）基本情况：主办单位：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年会时间：2006年2月11日(星期六) 年会地点：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海淀区阜成路二号)
年会由刘鹤（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和樊纲（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共同主持。
论坛成员樊纲、范恒山、贺力平、胡鞍钢、李晓西、梁优彩、林毅夫、刘鹤、马建堂、茅于轼、盛洪、宋晓梧、汤敏、王建、魏杰、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肖捷（派代表）、谢平、许善达、易纲、张曙光、郑新立出席会议；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陈建、戴志康、段永基、杜谦、李建华、林荣强、单昶、王玉锁、张继升、周林出席会议；
年会嘉宾胡德平、辜胜阻、李克穆、韩永文、王长胜、郑京平、王一鸣、李青原、杜大伟（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郝福满（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蒲坚、杨宜勇、王天怡、张炳华、郭翠平、戴玉庆、刘允等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澳门卫视、路透社等近40家中外媒体派记者出席年会。网易财经、博客网论坛专栏也对年会进行了现场报道。
（3）网上专题：http://finance.163.com/special/00251PEJ/2006lh50.html
8．2007年年会
（1）主题："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2）基本情况：2007年2月11日下午3时，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隆重开幕。
出席本届年会的论坛成员有：
蔡昉、曹远征、陈东琪、陈锡文、樊纲、范恒山、郭树清、海闻、贺力平、胡鞍钢、江小涓、李剑阁、李晓西、李扬、梁优彩、刘鹤、龙永图、茅于轼、石小敏、宋晓梧、汤敏、汪同三、王建、魏杰、温铁军、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谢平、许善达、易纲、张曙光、张维迎、张祥、郑新立；
出席本届年会的论坛企业家理事成员有：
陈建、戴玉庆、戴志康（派代表参加）、杜谦、段永基、林荣强、潘刚、潘仲光、沈颢、朱德贞、赵民；
年会特邀嘉宾有：
张景安、韩永文、韩文秀、姚景源、郑京平、王沅、李兰、左小蕾、沈鹤庭、任志强、陈东升、卢志强、郭翠萍、黄劲。
（3）网上专题：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70211/19023331722.shtml
（4）年会综述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新闻来源:证券时报 2007-2-12
专家学者谈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２００７年年会于２月１１日在京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会者就当前中国在走向世界大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策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夏斌：要警惕金融开放中想"闯关"的想法
夏斌在发言中表示，在大国发展、开放的过程中，最容易出大事的并非农业、工业等领域，而是金融业。"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警惕有些人，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潜意识中有一种'闯关'的想法"。
夏斌表示，回首上世纪８０年代价格改革闯关的历史，我们需要得出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当年相比，目前，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已经走得远得多。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谨慎对待，深入研究；开放并非越快越好。对开放政策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谨慎对待，并非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开放的政策。
任志强：房地产不会出现泡沫
就各界一直议论纷纷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出席昨天论坛的任志强则表示，在大国的发展过程中，固然要重视别国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困难和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想当然地把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当成自己的错误"，他说。
对于中国可能正在重蹈日本当年覆辙的担忧，任志强表示，就当前的表象看，似乎中国和当年日本的情况极为相像，但仔细分析，中国与当年日本发生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日本和中国现在的金融背景差别极大。在我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基本是隔绝的。全国目前的房地产公司中，只有很少的几家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融资量极低，所以股票不管涨跌都和房地产关系不大。
任志强表示，在目前的状况下，限制我们出台政策的最主要问题是，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已有多少房屋，不知道还需要多少房屋，因此可能误估了房地产泡沫的大小。就目前以及历史经验看，"全世界还没有户均拥有住宅１：１的国家可能出现泡沫的，而我们目前差得很远，大概只有１：７左右。所以，中国房地产还有很长的发展时间，在连续几年的发展中都不可能出现足够危害经济健康的泡沫。"
吴敬琏：大国崛起需具备四要素
吴敬琏在题为《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的发言中表示，我们国家正走在一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中国吸取。中国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发展。这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是：首先是要实现自由市场制度；其次是要实现民主和法治；三是要保证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四是要实现中等阶级的崛起。
就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吴敬琏特别强调，"民主和法治可以同步，也可以有先有后"。市场经济要顺利发展，一定要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另外，虽然一般认为，有健全的法治就能维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但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却不等于实现法治，还必须有民主。"他说。
就中等阶级问题，吴敬琏强调，中等阶级人数众多的橄榄型社会，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而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专业人才数量的大幅增加。"从历史经验上看，哑铃型的传统社会，更容易酿成动乱和不稳定。"
龙永图：中国必须在世界舞台树立新形象
"中国的崛起就像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实力派演员的登台。"龙永图说，英美等老牌的"实力演员"和印度等新秀对此有何反应、有何看法，中国虽然不能左右，但中国却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构建一个可以被世界接受的形象，从而构造一个好的外部发展氛围。
他表示，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形成新的形象非常重要。"中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战略--建立和谐社会，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注意、都要处理好，新的外交战略必须注意自己的形象。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树立怎样的国际形象？龙永图说，首先要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在全球树立守规则、按照规矩办事的形象；同时要承担起大国义务。其次，中国要树立一个开放国家的形象。"使中国市场保持更大的开放度。从而使中国的开放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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